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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用剩下的钱重新进货，在县城又租了一间门面。
一楼零售，二楼批发。
1982年年底，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下发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。
我的生意从山货扩展到日用百货，店铺从县城开到了省城。
陆野的运输队从骡车换成了拖拉机，后来又换成了两辆二手解放牌卡车。
两年之间，我的身家翻了四十倍。
陆野也开始逢年过节回京城坐一坐。
每次回去，大伯还是那副鼻孔朝天的样子，大伯母还是那套绵里藏针的客套话。
老爷子对我的态度却在变。
有一次他问我：“你觉得南边开放特区这件事，能不能成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能成，十年之内，那边会变成全中国最有钱的地方。”
老爷子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，什么都没说。
但第二天，大伯亲自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老爷子让人帮我在省城批了一块地。
七百平方米，商业用地，位置在省城的十字路口旁边。
我挂了电话，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
我带着全部身家南下深圳进货，迅速建立了供货渠道。
三个月内，省城的门面就成了街上生意最好的店铺，买双卡录音机的人凌晨四点就来排队。
我在省城买了房，又出钱给村里修路，给山下小学捐了桌椅。
村里人改口叫我“许老板”，甚至“许总”。
真正让我站稳脚跟的，是1984年夏天的一桌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