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法制栏目记者。
专攻“反偷拍”和“妇女权益”领域。
我用镜头记录真实，揭露那些藏在更衣室、酒店里的摄像头，帮助那些无助的女孩维权。
我像个战士，不知疲倦地战斗着。
“苏安”这个名字，开始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里，成了着名的“女性权益斗士”。
然而，恶魔出狱了。
赵春红因为在狱中表现不好，加上本身刑期就不短，足足蹲了十二年。
她出来了。
老了，背驼了，一身是病，穷困潦倒。
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我。
她没有直接来电视台闹，她变聪明了，或者说，变得更阴毒了。
一封匿名信寄到了我的领导桌上。
信封里，是一叠照片。
是我十二岁时，被迫穿着暴露的衣服，对着镜头摆姿势的照片。
还有当年那个地下拍卖场的“传闻”，写得绘声绘色。
“着名记者苏安，原来是那个偷拍的小变态啊。”
信的末尾，留了一个电话号码。
领导找我谈话时，眼神很复杂，有同情，也有顾虑。
毕竟，媒体人的形象太重要了。
我看着那些照片，手在抖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恶心。
翻涌的恶心。
我拨通了那个号码。
赵春红的声音传过来，沙哑，却依然贪婪。
“安安啊，妈想你了。你在电视上真风光啊。”
“想叙旧就不必了。”我冷冷地说。
“呵呵，别这么绝情嘛。妈现在浑身是病，没钱看病。给妈打五十万，妈就把照片删了，再也不找你。”
“我没有那么多钱。”
“没钱？你那个养母不是卖鱼发财了吗？听说那杀鱼婆过得挺滋润啊，我得去感谢她把你养大了，顺便……跟她聊聊你小时候的‘光荣事迹’。”
我的手攥紧，指甲陷进肉里。
提到养母，我的底线被触碰了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的杀意甚至盖过了理智。
但我很快冷静下来。
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女孩了。
“好。”我对着电话说，“我要见你。当面给钱。”
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躲。
我要亲手埋葬这段过去。"}